2016 年 9 月 4 日,我正式去了中文系报道。接待我的是一个广告学的装逼学长。他替我拉了拉行李,把我送进了没有阳台的学生宿舍,第一天的夜晚我谁也没有遇见。一个人冷冷清清地睡了一晚,我百无聊赖,任何回忆都不能使我漾起半点水花来。

那时的我年满 18,全身上下几乎都是弱点,巧妙的隐藏在我 6 分颜值的皮囊之下。

我们宿舍是杨康浓,刘亚军,韩洋,龚辉,还有一个我。五个人加起来英语不超过 200 分。每天晚上说一些大胆的荤话,用一些缺乏修饰的形容词,来形容自己高山般宏伟的身体某部位。

然后就是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上课,莫名其妙的文学史、莫名其妙的三点一线。以至于十年之后我突然回想起这一切,发现自己其实没有在这个行为中有所裨益。老师们按照培养计划上课,按时领取我认为匹配不上他们输出的薪资,学生们就更是奇怪,一句喜欢中文,就像迷路的鹧鸪一样投入进文学的湖水之中。

在我有限的记忆里,所有的课程中最有趣的反而是英语课。每一节课,都是一场可圈可点的献丑大会。但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是英语陶媛媛老师的死士。仅仅是因为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好的英语老师。为了她的评职称大计,高考英语 28 的杨康浓,毅然决然的报名了全国英语大学生竞赛。我也参与过什么英语演讲的比赛,叽里呱啦的使用着 317 分的四级水平,代表学校在赛场上真诚的丢脸。

中文系的四年,我去了两次陕北,没货真价实的给刘亚军及其家人帮上什么实在忙,但确是踏踏实实地添了两天乱。

中文系的白天,我们恋爱,失恋,失声痛哭。酒水浇灌在我们收紧的喉管里,唱出不同声响的嘶哑歌声。那些伤痛凝结的沉默感受,传递在笔上,就写出来一篇篇截然不同的美丽的诗来。

中文系的夜晚,你狭窄的回忆究竟都看见了些什么?

一个地下室人,或下水道人。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者,试图用自己的无知推翻一场无所畏惧的文艺复兴。一个下楼梯的登徒子,寄情山水的自然恋者。一个爱失禁的疯子,甜美柔和的面具和他神情上的呆板,任凭意识的波澜拟化成一场全世界的狂草。

中文系里根本没有知识点,中文系里全是疯子。

三分勇猛,七分纵情。这就是我曾参与过的中文系。我狂乱的精神像是酒神狄俄尼索斯最忠诚的信徒,我像是纳克索斯岛上最勇猛的悍妇,巍峨的走在一条成为自己的迷狂的路上。魏晋风流不过如此,犬儒主义也不过如此。

中文系是一个失败的陷阱,他关住了所有失意的人,关住了道心破碎者,关住了一切理性之外的感性叙事。中文系是保护弱者的笼子,是一场允许失控出现的失控。

至于中文系教给我什么?好像从来都没有安放在书上,更没有在那什么意味不明的狗屁校训里。它放置在老师们一言一行的人格底色。放在我们饭桌上、酒局上,宿舍夜谈的,关于他们的讨论里。我喜欢何江波老师,我觉得张艳艳老师更好,我觉得于鸿雁老师更专业。我喜欢刘鑫老师的课,这些酒醒咨嗟的夜晚的比较与讲述,成为了中文系为数不多的鲜活的旗帜。

它藏匿在毕业答辩之际,关于老师介绍环节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之中。

中文系教给我的,其实就是我未来教给我学生们的东西。那些所有想不开的时刻,闷在嘴边的痛苦,我所有的玩世不恭与刻意营造的淡漠。以及说出来的并不真诚的安慰话们,就成为了此时此刻中文系唯一有用的东西。知道别人痛苦,却想让别人过得好,就成为了中文系的表现形式之一。

中文系的四年,我逃课无数,中文系的四年,我博览群书。以十年计数的时间从来不能掩盖得了什么。即便此刻各自天涯,在水一方,中文系教给我的,是默默牵挂,像弗洛伊德之于我,又像此时此季,我之于你们。

此时此际,你们恋爱,此时此际,你们成家。那些矛盾、偏见、狭隘致使最终的形同陌路,我如今反反复复的放下。我怀念你们,也不怀念你们。我牵挂你们,也不牵挂你们。

中文系的四年已经久久过去,你说,我想听到的究竟都是什么?